由此可见，法律援助经济困难的标准在法律援助制度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个重要概念。
目前一行两会均设有各自的金融消费者(投资者)保护机构，不仅导致监管力量分散、监管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还可能因为监管理念和监管规则的不尽一致而导致监管真空、监管重叠乃至监管冲突。[65]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第二(三)条。
[38]惟其如此，FCA才明确指出，破坏性创新是有效竞争的关键组成部分。概言之，适应性监管意味着给予监管者更大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以及与市场主体所从事的复杂金融活动相匹配的更多监管资源包括技术手段，以真正适应变动不居的金融市场。1967年至2008年为金融科技2.0阶段，传统金融机构是这一阶段的主角。就此而言，监管科技不仅是增进效率的工具，更是导致监管范式转变的关键性变革。在大数据模式下，大型平台企业日益集聚全社会的各类信息，不仅包括各类经济活动信息，也包括个人隐私信息，大数据分析技术使得平台企业可以及时准确、全面系统地掌握其他几乎所有企业、个人的商业秘密和隐私以及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10] 在中国本土语境下，与金融科技含义相仿的术语是互联网金融。[42]参见邢会强：证券期货市场高频交易的法律监管框架研究，《中国法学》2016年第5期，第156页。辛庆玲：《试论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9年第1期。
本着这一理念，《行政处罚法》做了大量的封闭性设计，无论是在实体性规则上，还是程序性规则上，立法者都对地方立法表现出了极不信任的态度。譬如，在侵权法领域，过失便是其中心轴，‘过失始终作为侵权行为法的核心概念，塑造着侵权法的基本框架。具体而言，可以做如下两个方面的改革：其一，修改《行政处罚法》8条的现有结构，对现有行政处罚类型的列举方式进行改革，改为概念+列举的模式。这看起来是似乎是十分丰富的，而且第8条第7项还配备了一个兜底条款，授权法律、行政法规可以进一步补充。
譬如：财产罚：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人身罚：行政拘留……等等。在立法文本中对法律概念加以交代，尽管算不上是主流做法，但在行政法上并不鲜见。
因此，如果将责任能力纳入共同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之中，则无法实现对甲的处罚。应当认识到，《行政处罚法》8条第(七)项的兜底条款，不仅具有限制处罚权滥用的控权功能，其实还具有丰富行政处罚类型的赋权功能。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的兜底条款由于受制于法律、行政法规的位阶，功能仍然十分有限，权力被过度集中在了中央层面，地方政府根本无法运用多样化的处罚类型去应对大量的新型违法问题。[60]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25条：数行为违反同一或不同行政法上义务之规定者，分别处罚之。
因此，立法者可考虑将声誉罚补充到《行政处罚法》8条之中。在立法表述上，立法者可考虑创设如下文本：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了数个法定义务，依法定数额最高的规定处以罚款，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建议立法者将《行政处罚法》8条第(七)项修改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参照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2条之规定，[18]立法者可考虑增设如下文本：公布姓名或名称、公布照片或者其他类似的行政处罚行为。
[35]因此，体系化的《行政处罚法》，必须要在现有基础上补充更多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责任条款。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对我国近年来日趋凸显的外国人违法问题的回应，[45]也是《行政处罚法》作为总论性规范不可回避的对象。
责任能力是指行政相对人辨识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无论是食品药品安全还是环境保护领域，行政监管机关都实际承担着风险预防的重任，对此，《行政处罚法》不能置身事外，立法者必须转变规制理念，在传统的法律威慑规制目标中增加风险预防的内容，从而建立以法律威慑为主，以风险预防为辅制度体系。
2017年9月2日第2次修改，在第38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在行政机关负责人作出决定之前，应当由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的人员进行审核。摘要: 修改《行政处罚法》，应当从法的规制目标、调控视角、规范结构、功能定位四个方面明确其基本立场。[29]比对符合之后的次序判断是违法性判断，即要确定符合法律规范所描述的客观行为，是否侵犯了其所要保护的行政法益。在这一理念之下，《行政处罚法》无可避免地被预设成一种所有其他行政处罚立法的依据角色，而不是抽象化的总则。[11]譬如，对于近期出现的高铁霸座男事件，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的，应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乘警只能予以罚款，只有严重情形，才可以处拘留。2.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责任条款。
正如有学者所言：惩罚一直无法实现其雄心而令人失望，同时危机与矛盾也不断削弱它的效果。责任条件是指行为人的主观犯意，即行为人能对其行为有一定的意思决定，因此若其决定从事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即得对其非难，要求其承担责任。
[46]《行政处罚法》第3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17]章志远、鲍燕娇：《作为声誉罚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49页。
[10]王灿发：《环境违法成本低之原因和改变途径探讨》，《环境保护》2005年第9期，第33页。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风险预防原则的对立面是处罚法定原则。第三个阶段，要检查行政相对人是否具有可非难性(有责性)，譬如核实相对人是否具有主观上的过错等等。实体性条款在《行政处罚法》中既没有占据文本上的多数，同时也没有形成体系性的权力控制框架。[39]因此，立法者可考虑创设如下文本：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行为，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者，不予处罚。
在调控视角上，应从相对人行为达到何种标准才能予以处罚的全新视角，为行政处罚权提供科学的启动标准和运行法则，明确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创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概念条款和责任条款，搭建新的《行政处罚法》控权模型。在新的法律威慑和风险预防的二元功能体系下，行政处罚的目的和任务应从单一走向多元，创设多元化处罚类型。
行政机关应根据参与人在共同违法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予以处罚。郑冲译：《德国违反秩序法》，《行政法学研究》1995年第1期，第87页。
因此，侵害个人利益但并不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同样也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也需要受到《行政处罚法》的调整。[60] 四、法律功能之回归：从处罚依据到统领立法 在我国行政处罚法律体系中，《行政处罚法》理应居于统领地位，是一种总则性规范，主要对行政处罚活动中的共性问题加以规定，重在建立健全框架性规则，而不能贪大求全、事无巨细。
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27]只有相对人行为同时符合这三个要件时，才能够成立行政处罚。又如，《行政许可法》2条也对行政许可的概念进行了界定。[21]刘勇：《侵权法上之损害》，《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5年春季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同时，也要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授权地方立法可以进行补充规定，而不是仅将制度创设权限定在中央立法上。有的行政处罚疑难案件无据可循，暴露出《行政处罚法》实体规则的不足。
[43]《行政处罚法》第1条：为了规范行政处罚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三、规范结构之重整：从程序到实体 从法律结构来看，除了行政处罚的设定权之外，现行《行政处罚法》更加偏重的是程序层面的权力控制，主要借鉴了英美行政法中的程序正义原理，《行政处罚法》文本是以处罚程序为主要内容的，[40]而不是实体规范。
[58]参见熊樟林：《连续处罚行为的性质认定——以新?环保法?第59条为中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93-103页。新的社会环境提出了新的命题和任务，立法者应当秉持更加开放的立场，主动调整《行政处罚法》的目标预设，丰富《行政处罚法》的规制手段，提高《行政处罚法》的涵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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